8月15日是日本“终战纪念日”。在当天的“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”上,安倍首相在致辞中,再次没有提及此前历任首相都曾说过的“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”,显示其对强硬国家主义观的坚持。
然而仍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发生在“终战纪念日”前后。15日当天,安倍在致辞中加入了“今日正是重新作出和平誓言”的宣誓,他也并没有在当天参拜靖国神社。日本媒体援引“首相周围人士”称:“关于安倍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,今年甚至没有成为讨论的对象”。相比之下,去年,首相官邸还曾对这一议题进行了议论。
对于安倍向靖国神社供奉“玉串料”一事,中国外交部仍然作出“坚决反对”。不过与一年前相比,中国外交部并未直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提出抗议。而在此6天之前,中日两国外长还进行了时隔约两年时间的首次非正式会谈。
在中国外交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于8月18日在北京会见了日本超党派年轻政治家代表,加之自民党内的“知华派”、前首相福田康夫与习近平主席的“秘密会面”,在中日摸索改善关系的氛围下,两国官方的互动正在升温。
上述微妙变化均直指一个主题: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的首次会面是否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APEC北京峰会上实现。在2012年9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短暂的“站立会谈”后,中日两国首脑已经有近两年没有实现正式会晤。
如今来看,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的会面实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,原因不仅在于中国作为东道主的礼宾惯例,也是出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现实所需——即使政治问题难解,两国也应尽快实现经贸关系的复苏。
有“金融合作象征”之称的中日货币互换协议,自2013年9月到期后,已维持在“空白期”近1年;而今年前7个月,来自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额减少了45.4%,由于新增订单数没有明显增加,投资额在未来将会持续走低。在经济性会议的场合实现首脑会谈,或许对两国经济关系的改善有所帮助。
然而从客观上看,中日密集互动恰恰体现了双方在首脑会谈前仍存在亟待解决的分歧,例如让安倍内阁承认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,就像是一项“赫拉克勒斯的任务”。而中方也无法接受在固有问题完全无解决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对话。
这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:即使两个月后习近平与安倍在北京会晤,各方也不应期待甚高。毕竟当下中日经济问题的阻碍并非均是“技术性”的,包括FDI与贸易额等问题,或多或少与大背景下的中日民间关系遇冷有关。
正因此,解决中日难题仅靠一次经济性会议上的首脑会谈是远远不够的,更需各方更加务实的政治努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