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新型大国关系”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“主打牌”之一。6月上旬举行的中美元首“庄园会晤”为之提供了最新注脚。
对于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的意涵,中国主席习近平用三句话概括:
一是不冲突、不对抗。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,坚持做伙伴、不做对手;通过对话合作、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,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。
二是相互尊重。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,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,求同存异,包容互鉴,共同进步。
三是合作共赢。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,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,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,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。
中方倡导的“新型大国关系”,是去年胡锦涛在任时针对中美关系提出的。习李组合接班后,对“大国关系”的界定层次更加丰富,从狭义上的中美关系,拓展到与俄罗斯等周边大国、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中。
过去三个月,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三次出访,与上述国家在“大国关系”新模式上进行了积极实践。
作为全球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,同时互为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中国和日本,是否也应适时考虑彼此的“新型大国关系”模式?
答案是肯定的。
中国原外交部长李肇星去年就曾提出,“新型大国关系适用于中日”。在近日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,一些中国学者亦主张将两国关系纳入“新型大国关系”构建范畴。
对中日来说,构建一种新的“大国关系”模式是打破外交“新冰冻期”的必要手段。这种模式应当吸取中美等“新型大国关系”的理念内核,同时也要根据中日关系的独特性注入新的内涵。
当下中日关系无论如何复杂敏感,从大方向说,仍然适用“以相互尊重为基础,以合作共赢为目标;注重合作,同时也不回避分歧”的原则。
在全球财富和权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大背景下,中日两国都需要在区域化浪潮中寻求新的生存发展机遇、优化各自国家利益,这是推进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。
从务实角度看,构建中日“大国关系”新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维护“重要战略机遇期”,也有利于日本早日摆脱前景不明的经济泥沼。同时从超越双边关系的角度看,对金融海啸之后“亚洲共同体”的培育和区域活力的提振也有积极意义。
“新型大国关系”与其说是一个外交口号,不如理解为行动指南。以中美之间的“新型大国关系”为例,实际有四大落点,包括提升对话互信水平、开创务实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新局面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和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等。
其中既有政治对话内容,也有十分具体的事务性方向指定。在所谓扩展共识上,也不是泛泛而谈,而是有一定细化,特别是如何在较少共识的领域谋求共识,如何在矛盾冲突区间转化及管控分歧等。
从历史看,中日建交能走过“四十不惑”,一是靠“聚沙成塔”的政策积累和务实操作,二是靠两国政治家的“思想解放”。
“新型大国关系”以构建新体制为“表”,以顺应国情世情的外交新思维为“里”。这与邓小平时代中日关系“积极向前看”及在具体议题上“搁置争议”的做法有理念上的想通之处。因之归根结底,所谓“大国关系”新模式,最终要看两国政治家的襟怀及因应新形势的智慧。
就当下形势而言,钓鱼岛争端及中日民族认同感的对立表现,其实质并非简单的领土争端和民族主义崛起等,更为根本的是两国进入“强强型”国家关系,力量对比处于变化关键点上,加之对一些结构性矛盾未有适当管控方式,因此各类摩擦趋于激烈。
对此,应正视两国在区域内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客观性竞争,进而以“既大处着眼、登高望远,又小处着手、积微成著”的方式,构建适合当今中日“强强型”的“大国关系”模式,使两国关系发展重归正常轨道。
安倍晋三近日对暂停的两国首脑间对话态度转圜,称希望与习近平会谈。若“习安会”得以实现,倒不失为中日开创“大国关系”新模式的一个契机,当然安倍首先要拿出诚意和行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