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8月1日首次公开1945年天皇裕仁宣布战败并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的“玉音放送”(终战诏书)原声胶片及皇宫御文库附属室的影像资料,皇宫御文库附属室是1945年8月14日日本决定投降的会议所在地,宫内厅称,此举旨在帮助人们铭记战争历史。
此时公布二战投降及全民接受战败的标志性史料“玉音放送”原声,应有缓冲日本周边外交近期高压态势的意图。7月末,日本新安保法案提交参议院进入实质性审议,首相安倍晋三极力游说议会解禁和动用集体自卫权,引发中韩等国警觉,尚未走出低迷的中日关系在东海、南海问题上又平添紧张因素。
不过,二战“逢十”之年公开重要史料是各国惯例,而70年前的这一《终战诏书》本身就是一段语焉不详的战败宣言,对日本的投降全无正面表述,“铭记战争历史”的措辞,很难帮助安倍内阁缓解现实压力:
首先,历史争议、地缘争端是中日关系的两大关键问题,中日海上争议此起彼伏之际,二战70周年又临近,使得两国关系更加复杂化,即使安倍打算改善中日关系,也必须考虑日本国内保守派的意志。习近平邀安倍出席阅兵式,保守派即认为北京意欲以阅兵式渲染抗日战争历史意义,进而向日本施加现实的政治压力。这也是安倍出席阅兵式可能性小,但又不得不在9月访华的原因。回顾上世纪日本的侵略史则不难发现,70年前发表“终战诏书”的裕仁天皇并不是主战派,而军国主义势力的推进,使天皇和日本全民都卷入了侵略战争,直到裕仁录制“玉音放送”的当夜,接受战败的决定仍受到军方的反对和威胁,70年过去,日本执政者仍然处在保守势力的捆绑之下,值得警惕。
其次,眼下日本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充满不确定性,这使得8月即将发表的“安倍谈话”成为最具确定性的事件,各方高度关注。“安倍谈话”将打破“村山谈话”、“小泉谈话”的惯例,预计有三个变数:一是为避开战败投降日,将“谈话”日期从8月15日提前到8月初,二是将此前需要通过内阁决议的谈话改为“个人谈话”,三是将“整体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”,但不打算将村山、小泉谈话中的“殖民统治和侵略”、“道歉”等字眼纳入,而要“反映自己的历史观”。无疑,回避侵略、道歉等关键词的表述,一定会激起中韩等二战受害国的强烈反弹,将令安倍在之后的二战纪念及外交互动中陷入被动。
其三,日本新安保法案甫出,即被外界定性为“从和平走向战争”的法案,不过从更广的范围看,一方面,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不仅是中日矛盾,还是日美博弈。近年中国崛起和中美力量的消长,使得日本对日美同盟可靠性的担忧渐增,从安倍上台以来在安保上的系列激进举动可见,在国家安全上更加独立,才是日本最迫切和真实的诉求;另一方面,中国确应密切关注日本安保改革,警觉新军国主义的复苏,但是更要看到,美日若继续军事一体化进程,对中国海及台湾等地区的联合干预可能影响区域稳定,若日本安全策略走向独立,则中国将面临调整中美日关系的新的机遇,同时也将面临一个充满变数的日本,以中美关系来协调中日关系的传统策略也将改变。
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会见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时说,“中日关系挑战和机遇并存”,此言中肯,中日关系的未来,是对两国政治和外交智慧的考验。